胡宗宪为什么不喜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许多人，在度过意气风发的青壮年时代之后，会从喜欢刘备、武松一类的人物转向理解曹操、宋江的行为。
特别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借着醉意感怀过去天真幼稚的自己的时候，总是要尊几句曹操、贬低或者至少认为刘备不需要那么“昭烈”，应该学习宋江的能屈能伸。
直到在某天深夜，回想起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宋江向权力跪下的时候，那高高撅起的屁股，才突然意识到，“能屈能伸”的宋江的结局是一杯毒酒。
水浒传里的众人是复杂的，真正的草莽英雄不算多，到最后排座次的时候，排名靠前、真的掌权的人，在上梁山之前，和赵氏江山之间的关系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宋江，是基层干部小地主，卢俊义是相对而言更大一些的地主、员外，林冲是禁军教头，武松当过都头（县一级的公安局局长），鲁智深干脆是经略府的提辖（相当于军区司令部直属的亲兵军官），更不要说霹雳火秦明、青面兽杨志、金枪手徐宁这些人了。
可以说，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事格局，就注定了梁山一伙的结局不会太好。
这就是胡宗宪这个人精，认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件事，会造成“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经历过社会打磨，从喜爱刘备到推崇曹操的那些人中，往往也有很多人认为，海瑞是清官没错，但是他是个没有能力，不会办实事的清官，所以不如张居正有用。
先不谈史料细节上海瑞到底做了多少实事，单说对海瑞形象的塑造，刘和平老师的《大明王朝1566》好就好在这里。
一般人意义上的那种不会做事的清官，有高翰文，实际上历史上真正能留下清名的的清官，有海瑞。通过对比海瑞与高翰文，我们才能明白，什么叫“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但胡部堂不同，如果说高翰文是一直在翰林院著书立说缺乏实践从而导致自身的幼稚，那么一直在基层打滚的海瑞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霹雳手段，可就算是这样的海瑞，在面对“公忠体国”的胡部堂的时候，也显得火候还差了些。
没办法，胡部堂是浙闽总督，论对浙江衙门上下的贪墨情况与政治情景的了解，不是海瑞这个从外地调来的县官所能比拟的。
而这样的一个胡宗宪，面对毁堤淹田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也只能感叹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胡宗宪这个能在“明君在位、悍臣满朝”的嘉靖年间也能得到钦点的“公忠体国”这个评价的名臣，面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显得束手无策呢？
电视剧里，胡宗宪发出这一感叹的背景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杭州知府马宁远，瞒着自己参与了毁堤淹田这个天孽，理由还冠冕堂皇：瞒着部堂，出了事他顶着。
这是马宁远的自以为是，也是杨金水郑必昌何茂才这些人说服马宁远的理由：
你马宁远是胡部堂的人，胡部堂是阁老的人，小阁老是阁老的儿子，听小阁老的话就是听阁老的话，胡部堂当然也要听阁老的话。
这话听起来是不错，可惜的是实际水平和天赋尚还不如高翰文的人杭州知府马宁远没有想明白，同一个派系，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而设计改稻为桑这种大事，不同的利益也会将局里的人引向不同的结局。
最差的情况，前一天的功臣是后一天的罪人。
当然会有错，阁老只是同意了“改稻为桑”，但没有同意“毁堤淹田”;
小阁老倒是同意了“毁堤淹田”，可造了天孽，总得有人背锅，处理小阁老能不处理老阁老吗？
处理老阁老，要不要处理胡部堂呢？胡部堂都处理了，你杭州知府马宁远难道逃得了吗？
同理，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万方有罪，罪在万方”的嘉靖（毕竟处理嘉靖本质上是处理朱棣以来大明朝的法统），那这个锅也就只能甩给基层真正干事的人。
哪怕仅以“改稻为桑”来说，如果马宁远带人踏苗能成功，能通过“通倭”这样的帽子牺牲掉一小部分积极分子，至少不会出几十万灾民嘛。
那么，为什么“逃过一劫”的胡部堂却不太认可这个结局呢？
首先，以改稻为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还要继续发展下去，现在又凭空多了那么多难民，胡部堂肩上的担子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其次，就算是马宁远自以为是能给胡部堂背下这个锅，但胡部堂自己是知道自己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几十万灾民必然被倭寇煽动，他只要还负责一天的军国大事，他就没办法逃掉这个责任，哪怕只是以政治斗争的角度。
最后，胡部堂是有政治理想，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的，是希望自己和阁老能混个安稳退休、盖棺定论的。而“毁堤淹田”这件事极大的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内在矛盾，搞出这件事之后，胡部堂心里明白，自己和阁老大概率是没法全身而退了。
这就是胡部堂不喜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件事的根本原因。
一个“铁板一块”的政治利益团体是不存在的，哪怕看上去“铁板一块”也会在达成上一轮的共同政治目标之后光速分裂。
就像你越抓紧一捧沙子，沙子就越快从你的指缝里流出那样，当一个个个人通过某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结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经济利益团体并达成之后，这个团体本身就会倾向于保守，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了全身，自己这个个体也就必然受到影响。
但这个问题，是没办法通过把沙子抓的越来越紧来解决的。“举重若轻”四个字，历史上真能做到的人，无一不是长河里那些璀璨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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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稻为桑如何成功？
来源：政事堂2019
好的剧本，往往非常接近于真实，
譬如中华神剧大明王朝1566，和大清奇书《红楼梦》，职务与权力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
贾宝玉/曹雪芹家族，掌管江宁织造，类似于杨金水统领的织造局，
薛蟠家族，依附于贾府的皇商，类似于杨金水钱袋子的皇商沈一石，
王子腾家族，京营节度使，类似于杨金水武力屏障的锦衣卫指挥使朱七，
简而言之，贾宝玉/曹雪芹家族的使命，跟杨金水一样，就是替清朝的皇帝在江南推进改稻为桑，让江浙更多种田的百姓放弃耕田，转而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桑树，织成丝绸出口西洋。
而原本锦衣玉食的贾宝玉/曹雪芹/杨金水，最后都因为深陷京城的漩涡，最后落得个一身干净。
这里就有了个梦幻的联动，明朝杨金水治下的江浙，老百姓种植桑树的特别少，但清朝曹雪芹家族治下的江宁，老百姓却酷爱种植桑树，不少县的桑田面积跟农田规模几乎相当。
是清朝的官老爷比明朝的官老爷更清廉和勤政么？
恰恰相反，清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统治，为了赎买，对地主和官僚阶级极其放纵，基层的腐败也远高于明代。
嘉靖因为严党收了一半的银子就大发雷霆，而清朝每征收一两银子，大概就要放任地方官员贪墨五两银子。
可诡异的是，清朝的基层已经烂到根子了，但清初改稻为桑却搞的如火如荼，
在明朝不愿意种桑的江浙老百姓变身种桑达人，大量的丝绸源源不断的卖给西洋，几乎掏空了欧洲在大航海时代赚的银子。
这是为什么呢？
不同于清明上河图中宋朝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马可波罗访问元朝时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放弃了市场经济，搞起了强大的官办经济，老百姓变身自耕农，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通过市场销售，只能卖给替郑泌昌何茂才打工的沈一石。
明朝的老百姓并不傻，他们知道种植桑田的利润更高，但是他们更清楚的知道，给官办经济打工要承担巨大的政策风险。
老百姓种粮，既可以自己吃，也可以用来交税，
可一旦放弃种粮，改为种经济作物，桑叶是不可能吃的，只能卖给当地制造局的白手套沈一石。
遥想当年牛群冯巩的小品，“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在沈一石的官威面前，百姓的桑叶完全丧失了定价权，为了不被全家饿死，就只能廉价卖桑叶，最终被迫卖儿卖女全来偿还种桑时借的高利贷。
在明朝，不仅老百姓苦，更苦的是那些在宋元时期发家的商人们，做不了生意的他们只能带着几代累积的资产run到日本，化身为倭寇，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那么，明朝推行不了的改稻为桑，为什么在清朝顺利推进呢？
因为清朝为了统战江南地主，恢复了明朝被扼杀的市场经济，有了交易的市场，老百姓种了桑树后，可以将桑叶卖给市场换银子，然后再用银子从市场上买回粮食。
参考横扫全球的中国制造，以及几年时间就完成的新能源汽车更迭，只要有了投资和生产的确定性，咱们勤劳的中国老百姓能卷死全世界。
清兵入关才二十来年，江浙地区就已经遍地桑树，处处织机，康熙不需要像嘉靖那样费劲心机，老百姓自己就把改稻为桑的事情办完了，形成了大清的新质生产力。
丝绸出口换来的银子，更是为康熙的平三藩、收台湾、败噶尔丹、尼布楚谈判，雍正的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乾隆的十全武功，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而且，将农田改为桑田，不仅没有导致粮食短缺，反而是纺织业带来的巨大利润，转化为江南的基建，也让农民开垦了更多的土地，产出了更多的粮食，使得大清的整个北方都依赖于江浙漕运的粮食和银子。
这也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清廷的东南南海两年内被打了个穿，都根本不搭理英军，可一旦镇江陷落，大运河被切断，就屁颠屁颠跑去主动和谈。
这改稻为桑，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一点也不难，关键要看大环境。
哪怕有正直务实的海瑞，公忠体国的胡宗宪，在没有市场的大明王朝，谁都无法将改革向前推一步。
哪怕是贪官污吏横行的大清，让贾宝玉薛蟠这样的纨绔子弟坐镇，有了市场，民众都会自发的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稻为桑的成功，不是几个伟人的努力，而是市场化机制的自行运转下，全国人民自发的努力与奋斗。
修德坊
《大明王朝1566》既是一部权谋剧，也是一部生动的职场剧，很能映照现实。
整部剧有一个关键词，背锅。李玄为杨金水背锅，郑泌昌何茂才为严世蕃背锅，杨金水又为吕芳背锅，所有人都在为嘉靖背锅。
这说明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通过上位者获得了权势，就必然要承担风险，纳作投名状。
不要贸然攀附，攀附固然是阶级跨越，职务晋升的捷径，但是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一定会非常危险。
许多看似英明神武、无所不能的大神其实也是精装出来的，因为无论地位再高、权势再大，资源终归都是有限的。
在《大明王朝》或者《雍正王朝》中，两部剧都贯穿了另一个主线，就是财政危机。国库空虚，日常开销要花钱，前方打仗要花钱，皇帝修宫殿也要花钱。
雍正作为“冷脸王”，冲在前方得罪人，四处向朝臣讨债，上位之后哪怕成为众矢之的，也要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嘉靖的内阁为了补足空虚，硬生生推出了改稻为桑的政策，结果推就了波诡的朝局。
折腾一圈下来，也没多搞出什么增量。所以谁的资源都不是大风飘来的，正是因为资源有限，这个大世界、小社会才衍生了如此之多的博弈和对抗。
越是处于上位者的人，可能不是那么聪明，他的成功不一定通过勤奋获得，而是顺位继承、天降时运或者投机倒把获得，但是他一定是极其精明的人，脑子里整日琢磨着如何继续创造、守住、交换、传承资源。
资源一定都是等价交换的，平白攀附之人并没有等价交换之物，若没有碰到恰好的时机，恰好能拿出对方所需的稀缺之物，只能是以小博大，空手套白狼，试图以极小报酬获取别人的赋能加持。
但是另外一方并不傻，除非真心出于对人的赏识，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投资天使轮的贵人。若并非得到眼缘垂青，置之不理是常态，因为你在他的眼中不过是尘世中的一粒沙子。
更多的则是危险，因为你所攀附的上位者，他也有向上管理的对象，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为对象汲取和输送养分，而资源总归是有限的，一个主动投怀送抱的下位者，在他眼中看来或许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份资产，一份随时可以用来掠夺的对象。
而越是身居高位者，越是处于复杂的漩涡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当一个下位者投靠，他会假以接纳，实则将之作为棋子摆弄，推到漩涡当中，为自己背负风险，而到了真正分配的时候，下位者只会被当做棋子始乱终弃。
而在信息差之下，下位者不会有丝毫觉察，到死那天还在替人数钱，觉得自己的“贵人”会来救他。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台词是《大明王朝1566》中最重要的一句台词。
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主线都是讨论对民众的治理和利用。
打天下的时候，击破竞争对手，需要构建法理的正当性，广泛的宣传动员，适当的分配资源，以此获得民众拥护拿下江山。
治天下的时候，主要是组织生产，维护秩序和稳定，这时候又需要搭建信息和资源差的金字塔，利用严密的统治策略，驱使社会物质能量由顶层掌握和使用。
但是许多慕强之人却有了错误曲解，一方面确实看透了一些治理的手腕，另一方面却又对不对等的上位者过于自信，认为掌握了一切筹码的他们，也掌控了一切的局面。
但是，真实情况却是，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罗生门当中，即便以己为中心努力控盘，却又随时遭遇无法预料的情况，让计划成为泡影。
在改稻为桑的国策中，皇帝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幕后的大操盘手，按照他的计划，他利用白手套严家推行此策，既为自己搜刮民脂民膏，将责任轻轻卸下，最后还借此实现权力的制衡。
结果却整的一地鸡毛，钱没到手，白手套被迫舍弃，还半路杀出个海瑞将他骂的左右不是。
具体推行此项策略的严家也完全意料不到，明明是一个名利双收的策略，却成为自己倒台的导火索。自己安排的人，或是临阵倒戈，或是不受左右，或是执行不当，再加上竞争对手借力打力，到最后局面完全不受控制。
其他的各色人等，无论是司礼监总管，还是封疆大吏，或是储君清流，都不由自主地卷入这一场在在面上宣称是利国利民的巨大漩涡中。
上位者战略制定得再好，也只能勉强掌握大局，他掌握不了中小局，因为下面的各路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考量，也要暗地的私相授受和勾兑。
执行者的战术制定地再好，也无法左右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对此的反应，更别说执行者本身就不是一条心，有的人是愚忠，有人借此玩党争，有人是真的为民请命，还有人不过是为了中饱私囊。
无论是裕王举荐，看似人畜无害却成为最大搅局者的海瑞，还是在倭寇外患局面下只能尽力维系的微妙平衡，都成为改稻为桑这个局面的重大变量，将从上到下虚伪的私心给戳破暴露。
民众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过程的，他们从头至尾，看到的可能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动员。各路主导者指点江山，一步一步落地蓝图。最后再听到顺利完成，每个人都受益的结局。
而那些夹杂的私货，无谓的被牺牲，斗争和博弈，命运和沉浮，他们是一概不能看到的。
没有什么英明神武，大家无非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