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一生三起三落，前面两次或多或少是在主流形势中不妥协，与当时的最高权威并没有直接冲突。但第三次有些不同，是与最高权威个人之间的直接分歧。
文革之后，小平同志1973年复出，到1975年1月，已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重要职务，由于周恩来病情持续加重，小平同志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成为事实上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
国家的处境正面临着总路线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九大、十大都坚定不移地一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但另一方面全国各方面工作都已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譬如，作为津浦铁路、陇海铁路全国两大主动脉十字交汇点的徐州火车站被造反派武装霸占，而徐州市委竟然被逼转入地下办公状态。
为此，邓小平虽然表面没有去触及文革的路线问题，但他在实践中开始以恢复经济建设为目标，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不到一年时间，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但是，对现状的整顿，就必然触及对“文化大革命”指导路线下“左”的政策和理论的纠正。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有所警惕。
因此，毛泽东希望小平同志能够亲自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实事求是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阿罗汉不约
按理说，九大、十大都已经一再肯定文革路线，为什么这时还需要再出一个决议呢？因为，毛泽东时年已经82岁，意识到岁月不多了，而且1971年春夏之交肺部炎症刚刚痊愈不久又遭受九一三事件打击，精神劳累、心情郁结、长期失眠。而邓小平时年71岁，身体强健、意志刚强，如果毛泽东愿意，邓一定会是那个在他之后能够强有力的主导政治格局的人。
盖棺论定才是最重要的论定。
于是，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主持开个会，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会前，毛泽东指导说，总的评价可以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按毛泽东的性情，承认有三分缺点，其实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当然，如果邓小平不妥协，他自然也有能力再次打倒他，毕竟毛泽东的权威无可撼动。后续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官方史料核定本次参会人员包括十届中央政治局全部在京委员、候补委员，包括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都到会，共17人，故称十七人会议。
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邓小平起草肯定文革的决议。然后邓小平讲出了后来多个史料反复记录的那句话，他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意思是文革十年，他被打倒了六年，脱离了国政运作，所以他不了解文革，人们也会认为他来写不公允。
但实质上，他内心并不认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不可能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层意思，毛泽东当然也知道。
并不能判定邓小平此时相信他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众所周知，毛泽东指定了新的接班人，并有一系列的权力安排。
拒绝毛泽东的建议，更多的还是基于邓小平个人的信念，他是个意志坚决的人，在重要关头从来不是基于投机主义，而是真的无惧被打倒的决心。
邓小平这年71岁，此前已历经江西瑞金时期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然后文革期间被打倒6年，他经历得太多了。
依赖于权威的正确是短暂的，依赖于真理和人性的正确才能够穿越时间的考验。再次复出后，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说：“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一时的成败是不足惜的，一时的对错也是虚幻的，时间才是公正的裁判。既然拒绝了与毛泽东妥协，该来的当然会来，接着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火如荼。
又近两年后，直到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
邓小平深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惨痛，他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他深刻的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他亲自主持出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根本性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又客观的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九大、十大关于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人们已羞于回头。而四十多年过去，现在可以说，这最后一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完全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一切对实事求是的艰难驻守，最终都会成为铭记一个伟大民族漫漫征途的历史丰碑。
改革开放后，外界观察邓小平，认为他充满矛盾，他既大力倡导改革开放，又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提出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看起来既开明又保守。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他没有回避人们这个质疑，回答道：“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